穿透巴斯德象限：“四鏈”融合與深圳的“創新溢價”

1983年，深圳市第一所大學才規劃誕生；2000年后，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簡稱“深圳先進院”）、南方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鵬城實驗室等才陸續建成，深圳醫學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投用更是在2020年后。

但深圳的科技創新并未“先天不足”。數據顯示，2023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R&D）2236.6億元，占GDP比重達6.46%，總量、強度均居全國城市第二，僅次于“大院大所”云集的北京。其中，深圳企業R&D經費投入總量居全國第一。

1997年，司托克斯（Donald E.Stokes）以“是否考慮應用”和“是否追求基本認知”為橫軸和縱軸，將科研活動劃分為四個象限。平衡基礎研究與實際應用，努力進入“巴斯德象限”成為城市發展的共識，但各城市科研與創新的起點往往在“波爾象限”或“愛迪生象限”，于是問題產生——如何穿越象限？

在產業升級推動科創能級提升中，逐步從“風險折價”進入到“創新溢價”，認知轉變的背后，是創新范式逐漸積累并得以形成。

“上午發論文，下午就有投資人找上門”的故事，在深圳越來越常見。比起“0—1—10—∞”的線性傳導，深圳的創新更似一個復雜多維的動態網絡，高校、科研機構、企業、投資方等各個節點的創新主體相互交叉、影響，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最終釋放產業科技互促雙強之“蝴蝶效應”。

新型研發：“四不像”穿透四象限

1984年，中科院計算所投資20萬元人民幣、11名科技人員主導，聯想在北京誕生，成為國內最早由科研院所孵化的企業之一。

同一時間，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蓬勃的進出口貿易帶動經濟高速發展，但全市有且僅有的一所大學——深圳大學建校還不滿兩年。

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先天不足，使深圳的創新路徑從一開始就有別于北京。有經濟觀察人士總結：深圳不搞學院式、宮廷式的研究，強調企業在技術開發中的主體作用。

若將早期的深圳置于司托克斯的四象限中，它應該在愛迪生象限。從任正非、王傳福的創業故事，到90%以上研發機構、研發人員、研發資金等都在企業的“6個90%”創新經驗，企業始終是深圳科技創新的主力，市場則是企業研發的唯一檢驗標準。

“企業創新是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分散決策，大家都要為自己的決策承擔責任，因此企業是最講求效率的組織，能敏銳感知到市場想要什么，并通過有效配置和整合資源，實現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最好的研發成果。”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教授陳憲表示。

然而，企業一方面難以接觸高水平科研平臺與基礎設施，另一方面出于盈利性、規模化生產的考量，開展的注定更多為應用研究。

而隨著“深圳速度”帶來的規模優勢、后發優勢發揮至接近極致，“以市場換技術”的路線漸顯被動，單一的應用研究已不具備可持續性，如何邁向“巴斯德象限”，是擺在深圳面前的一道難題。

一面強調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另一面，深圳將目光投向北京、武漢、廣州等城市的老牌高校。1999年，全國第一個集成國內外院校資源的產學研示范基地——深圳虛擬大學園誕生；1996年，園區占地規模最大的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成為全國第一家新型研發機構。

彼時，國內對“新型研發機構”還未有明確的概念厘定。“四不像”則是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對自己的定義：既是大學又不完全像大學，既是研究機構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企業又不完全像企業，既是事業單位又不完全像事業單位。

憑借清華強大的技術和品牌資源，背靠深圳的產業鏈資源，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成了一個企業“孵化器”，研究院大樓建成僅一年，企業入駐率就達到90%。截至目前，研究院累計孵化企業3000多家，培養上市公司30多家。

國家層面，直到2021年，新修訂的《科學技術進步法》才正式將新型研發機構作為一類法定創新主體寫入，遵循“投入主體多元化、管理制度現代化、運行機制市場化、用人機制靈活化”的發展模式。

而從1996年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起步，深圳先進院、深圳灣實驗室、深圳醫學科學院等新型研發機構先后誕生于深圳。不定編制、不定級別，為科研機構“松綁”，深圳率先在全國探索了一條以體制機制創新推動“彎道超車”的特殊路徑，“四不像”的內涵與外延也不斷豐富。

于深圳先進院而言，“四不像”體現在“樓上創新、樓下創業”。在先進院合成所牽頭建設的深圳市工程生物產業創新中心大樓里，研究員鐘超每天白大褂與西裝無縫切換：上樓可利用先進的儀器設備研究“皮膚膠水”貽貝蛋白，下樓則到了其創立的企業柏垠生物，因切入離消費者更近的化妝品和醫美原料賽道，公司不到兩年即完成天使、天使+和Pre-A三輪近2億元融資。

近三年，深圳市工程生物產業創新中心累計孵育企業近60家，累計畢業企業超20家，企業融資總額超40億元，總產值近6億元，“上午發論文，下午便有投資人找上門”的故事就發生在這里。

揚長避短，深圳逐步建起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海內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為依托的獨特創新體系，以經濟特區的體制機制創新縫合產業鏈與創新鏈，并以新型研發機構的形式吸引越來越多外部高校、龍頭企業關注和布局。

據不完全統計，僅近兩年，就有中國海洋大學深圳研究院、電子科技大學深圳高等研究院、蘭州大學深圳研究院、華南農業大學深圳研究院、中國稀土集團聯合實驗室、萬華深圳研究院等官宣落地。

無界之城：高校與城市共生共榮

從愛迪生象限邁向巴斯德象限，深圳靠的是產業鏈與創新鏈的深度嵌合。

2024年，深圳GDP邁上3.68萬億元，占全國比重2.73%，單個城市的經濟體量超過云南、廣西等全國一大半省份。其中，技術驅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2.3%，亦遠高于全國（超13%）。

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首席專家宋志平分析道，深圳早期的經濟騰飛主要靠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更多從事模仿創新、集成創新、制度創新，對人才和研發能力的要求相對低于原始創新、自主創新，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依賴程度也就沒那么高。

如今，深圳早已從“模仿者”走向“引領者”，對高校院所及科研人才的水平要求不可同日而語，純靠向外“借腦”，已難以滿足。

他山之石可作借鑒。1951年，硅谷前身、世界上第一個科技園——斯坦福研究園（Stanford Research Park）誕生，以斯坦福大學為中心，140棟建筑里孕育瓦里安、惠普、特斯拉等150多家科技公司，美國“R&D Park”自此聞名。

“深圳的路徑是，通過產業創新聚集相當多的財富、稅收，用以反哺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建設更多本土高校和科研機構。”陳憲談到。

過去十年，深圳大手筆投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深圳技術大學、中山大學（深圳）深圳理工大學等8所高校密集建起。如今，全市各類高校達17所，資歷最“老”的深圳大學剛過不惑之年，最“年幼”的深圳理工大學成立不滿1年。

相較“老牌名校”有長時間的口碑積累，年輕大學在辦學質量、就業認可度等方面總存在爭議。但“年輕”賦予這些大學更強的產業適應能力，高校學科的發展有望催生、促進、引領新的產業，培育出深圳未來發展的新增長點。

今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也首次提及，打造教育、科技、產業融合發展的“無界之城”。

“深圳高技術產業發達，任何高校來到深圳都能與產業緊密結合。”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匯豐商學院創院院長海聞分析認為，因各個學院、學科已自成一體，傳統高校推行學科交叉在行政體制上會有困難。從這個意義上看，深圳這支年輕的高校隊伍更易于將“科教產金”四鏈融合、學科交叉落實到從科研到教學的方方面面。

例如科研體制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深圳理工大學均有“只給教師發9個月工資”的特殊舉措。“剩下3個月讓他們到社會上‘找錢’，與企業開展合作。對教師從企業獲得的經費‘高看一眼、厚愛三分’，轉化收益中個人分配占比可以達到70％。”深圳理工大學校長樊建平透露。

學院與專業設置上，新一代電子信息、數字與時尚、新材料、海洋等深圳“20+8”產業，深圳大學都有多年的學科積淀；深圳理工大學首批建設的生命健康學院、合成生物學院、計算機科學與控制工程學院、算力微電子學院等七大學科交叉專業學院，亦與深圳“20+8”乃至整個大灣區的產業體系緊密關聯。

企業、高校與城市的共生共榮、互促互進，如今正在深圳上演。數據顯示，2024年有920名深圳學者入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207人入選全球“高被引科學家”，廣泛分布于計算機科學、材料科學、生命科學等前沿領域。深圳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全時當量達46.1萬人年、居全國城市首位。

“時間的朋友”：給“鯤鵬”更多耐心

上海交通大學2022年曾有一組研究，其以科創板上市公司為樣本，考察企業家的大學教育質量與公司價值的關系，顯示企業家所在院校和學科質量對公司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這一效應在理工院校表現更強。

深圳智能機器人“八大金剛”之一的逐際動力就是典例。3月，逐際動力宣布完成A+輪融資、半年累計完成5億元A輪系列融資，其創始人張巍為南方科技大學長聘正教授。

從DeepSeek背后由浙江大學引領的“純國產”年輕團隊，到受資本熱捧的南科大機器人團隊，高校已然成為創新創業、孕育顛覆性技術創新的一大主力。

然而業內常言，科技型創業猶如一場漫長馬拉松，從基礎研究到概念驗證，到樣品開發、中試熟化，最終到大規模量產，都離不開資本陪伴。這也是為何，國際科創高地與金融資本聚集地總是存在地理上的重合，硅谷的風險投資額長期占全美40%以上。

高校創業面臨的資金壓力更甚。“高校技術普遍處于早期狀態，缺乏投早投小專項資金。加上高校師生創業缺乏經驗，市場化基金又有考核壓力，都非常謹慎，寧可不投，不想投錯。”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協理副校長兼科研處處長李學金觀察到。

2025年全國兩會，“壯大耐心資本”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顧名思義，就是引導資本不受短期市場波動的干擾，做“時間的朋友”。

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亦提及，加強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務，鼓勵發展長期資本、耐心資本、大膽資本，支持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

如何耐心？如何接力？

首先是將早期投資前推到“最初一公里”。誠然創投行業近些年頻頻強調“投早、投小”，但概念驗證、中試等前期環節仍難以覆蓋，因技術方案尚不清晰、產品遠未定型，市場前景難以判斷，也就難以把控投資風險。

2024年11月第二十六屆高交會上，主攻精準靶向遞送技術的納科藥業亮相清華大學展區，其曾獲西麗湖國際科教城系列基金的孵化培育。系列基金由南山區引導基金、南山創投聯合力合創投發起設立，首創概念驗證、中試熟化、成果轉化3只配套基金，首期規模2億元，目前已對接300余個項目，大部分像納科藥業一樣來自深圳高校及科研機構。

“藥物研發是高風險、高投入的，但研發成功后走入市場又是高回報的。目前我們已獲數千萬元人民幣A輪股權投資，正在深圳打造一個符合中美GMP標準的納米藥物中試車間。”納科藥業聯合創始人說。

“最初一公里”打通后，企業后續的成長壯大依然有國資的靠前陪伴。近期，深圳國資立下KPI，推動基金投向覆蓋種子、天使、A輪、B輪、C輪直至IPO的投資全生命周期，確保其中A輪及更早期的項目不低于40%，投向B輪、C輪項目均不低于20%。

此前，國資管理機構常因擔心投資失敗需承擔責任，在股權投資上過于保守。年初，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政府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建立健全容錯機制，遵循基金投資運作規律，容忍正常投資風險。

中央定調后，深圳率先全國推動建立國資容錯機制。深圳市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近日透露，下一步將對政府投資基金和國資創投機構的考核機制進行優化，探索建立盡職免責相關制度，不以單一項目的虧損或未達考核標準對投資行為全盤否定。

今年以來，深圳再將目光瞄向全球全國高校，力推“鯤鵬青年創新創業合作計劃”，將遴選上千個項目、上萬名大學生和創新青年與深圳合作創業，目前已與近60家創賽組織方，清華、北大、上海交大等近20家高校科研機構，以及深創投、松禾資本等10家創投機構初步達成合作意向。

樊建平常以一只“蝴蝶”總結深圳的創新經驗。這只“蝴蝶”以研究型大學與高水平科研機構為頭，以大力度投入建起的大科學裝置、豐厚的產業資本和“樓上創新、樓下創業”等創新探索為身，以“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為左右蝶翅，通過科學與產業一體設計、一體推進，構筑了“0—1—10”縱向融通重構和“10—∞”橫向跨界整合的“蝴蝶模式”。

完成了資金鏈與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的全過程深度嵌入后，深圳默默搭好資本與項目的對接平臺，期待下一個年輕團隊的“鯤鵬展翅”時刻，亦即中國科創范式的“蝴蝶效應”時刻。

（作者單位：21世紀經濟報道）